自去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》，要求“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26℃”以来，其实不独武汉，在全国许多城市，这一空调限温要求，都不同程度存在执行不力、沦为“空文”的问题。

　　但在我看来，究其根本，限温规定所以被“束之高阁”、沦为“空文”，根本上还在于，作为限温规定的执行者、同时也是被执行者的行政部门缺乏动真格去执行它，从自我做起、勇于和敢于“自缚”的动力和压力。

　　这无疑不是什么秘密——在时下社会各个用电耗能部门中，政府国家机关的人均耗电量实际上是最为奢侈、靡费者。如此前北京市的统计显示，48家政府机关的人均年用电量是北京居民的7倍。其中，政府机构的人均年用电量最高值达到9402度，相当于北京居民488度的19倍。而在湖北，不久前该省的审计显示，20个省直机关办公楼，每年每平方米的平均耗电量为80度，是普通民宅的3至4倍；其中，最高的机关人均年耗电高达8833度。

　　或许，正是因为存在这一难言“苦衷”，在面对记者的采访要求时，湖北省电力公司的上级行政主管单位——湖北省经济委员会电力处的负责人，才选择了“推说有事，拒绝了采访”。

　　如此机关耗能大背景下，行政部门机关自己事实上早就将有关规定“空文化”，又能拿什么去责人，并进而维护其应有的行政形象和品格?这正如孔子说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?”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行”，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?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?”

　　更不用说，与其他单位、个人相比，国家机关带头节电，在“为政”的意义上，不止是一个普通的政德问题，更是一个公共财政语境下的基本义务——因为前者节电与否涉及的只是自身利益，而对后者来说，则进一步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。毕竟，政府并没有独立于公众之外的任何财富，其所有的开销，一分一厘均“取之于民”。

　　当然，要将包括空调限温在内的节能规定真正义务化，成为具有现实约束力的为政规范，就节能言节能，还远远不够，尚需许多根本性的制度配套：比如，能细化行政成本的财政预算制度，能充分阳光化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，能视行政浪费为腐败并穷究其责任的行政追究制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