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月30日，广东佛山市中院对顾雏军案作出一审判决，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、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、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，执行10年，并处罚款680万元。对此判决，顾雏军的弟弟表示将与律师继续为顾雏军上诉，做无罪辩护。

　　顾雏军的悲剧既是时代的产物，也是个人性格的产物，前市场时代规则的粗糙与企业家的蛮横、政府的强制力夹杂在一起，造就了顾雏军、牟其中等一代企业家的不良发展土壤，以至草莽企业家一一殒落。

　　顾雏军案件暂告一段落，让我们为顾雏军所代表的“草莽时代”送行。

　　但是，应该提醒的是，顾雏军的倒台不代表资本玩家时代的结束，也不意味着中国实业与金融市场的秩序彻底确立。如果这么定位，是轻慢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艰巨性，人为拔高了顾雏军案件的价值，使我们无法在历史坐标中给这一人物与这一事件相对准确地定位。

　　顾雏军是改革开放时代漫长的市场发展史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，随本轮牛市发轫而倒台，随货币改革深入、资本市场下挫而入狱。从其被捕到一审宣判，历时两年的时间说明中国的市场与法治都在权衡与反省，体现在判断结果中，就是政府通过典型案例，对于前规则时代的潜规则进行纠偏。

　　说是规则与体制制度悲剧绝非无的放矢，事实上，许多人对于顾氏持同情态度者，主要是因为潜规则的不可抗拒。

　　以此次顾雏军的主要罪名而论，“虚报注册资本”这一行为曾是中国企业界较为普遍的现象，也得到了某些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帮助。因为当地急于引进这位企业家为科龙脱困，许多手段在或明或暗之间规避着法律的制约。

　　更进一步说，注册资本的规定是否合理值得探究，没有证据表明，注册资本与企业前景有正向关系，注册资本多，企业就有发展前景。实际上，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，成立企业成本低，对注册资本几乎不做要求；相反，越是欠发达地区，对企业的注册管制越是严，企业成本越高。世界银行对于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企业成立、运营成本有过详细实证调查，结果印证了这一点。从我国的企业管理来看，也是逐渐从高成本过渡到低成本，这是趋势。但问题在于，顾雏军违背了现行法律，无法豁免，但我们应该反思，那些顾雏军背后曾经的地方行政支持力量，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?

　　顾氏的另一项罪名“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”。由于科龙电器在2000年和2001年连续亏损，被证券交易所戴上了“ST”的帽子。为了不被退市，2002年至2004年间，顾雏军指使其余数名同案被告人以加大2001年亏损额、压货销售、本年费用延后入账、作假废料销售等方式虚增利润。这种做账方式——将已销售产品留在仓库，行业内称之为“压货”——十分普遍。有不少企业通过压货销售、本年费用延后入账等方式虚增利润。在中国的资本市场，虚增利润以免退市或者拉抬股价，几成顽疾。大部分ST上市公司都在第三个财务年有一个利润的上升，以避免退市的命运。

　　这里同样牵涉到规则问题，三年亏损退市的规定是否合理?对于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否应该责罚某个典型案件的主犯?“潜规则”当然不能成免责依据，不过如果潜规则大行其道，我们就应该追问三年亏损退市等“明规则”是否存在不合理?

　　令人欣慰的是，此次对顾雏军的判决兼顾了法理与情理，体现了司法对于历史时代的尊重。比如，法院经过了漫长的调查与审理过程，最终对职务侵占罪不予认定。无论是在实业界还是资本市场，在司法与规则制度的些微变迁，都预示着第一代草莽英雄时代已经过去。顾雏军既是不公正的经济规则的替罪羊，也是中国市场化初创期的丛林英雄。但市场愈成熟，丛林英雄的空间愈少，规则与创新英雄的空间愈大。希望顾雏军这一休止符，同是开启规则时代的大门。